“晋地宝藏·神奇文物在这里”第一季开栏语
文物，记录过去，映照当下。山西是文物大省，除大量不可移动文物，各博物馆现存可移动文物达320余万件（套）。每一件文物，都讲述着三晋文明故事，构建着共同的精神家园。为了让人们从静默的文物中看得见鲜活的历史细节，触摸到过往生活的人间温度，感知器物之美、探索之美、文明之美，由山西省文物局、山西日报传媒集团指导，山西晚报、山西省博物馆协会主办，启动了“晋地宝藏·神奇文物在这里”第一季。从此刻起，让我们感受山西文物的神奇……
“于是寂静下来……唯有城墙头上有人吹动的埙音最后要再吹一声，但没有吹起，是力气用完，像风撞在墙角，拐了一下，消失了。”
上世纪90年代初期，贾平凹先生在一部作品里提到了“埙”，当时并没有多少人熟悉甚或知道这种古老乐器。埙是什么？埙又是什么样子的？像这样站在古老城墙上吹响的，吹奏的人似乎一下子被“埙”这个字隐去了面庞。
时光会慢慢挖掘出一切。现在，我们知道埙是一种远古便出现的吹器，也是因为考古的发现。1979年，陕西仰韶文化姜寨遗址出土了四件陶埙，形状像橄榄和蜜桃的样子，分别有吹孔和按孔，高度在5厘米到6.6厘米之间，可以模拟鸟鸣，吹出清亮高亢的多个乐音。
当然，还有更早的埙。目前认定最早的陶埙在河姆渡文化遗址出土，距今已有7000多年。最早的石埙在兴隆洼文化遗址出土，距今8000多年。
石埙的存在为埙的诞生提供了一个有趣的假说，那就是“石流星飞弹”说。原始狩猎时，人们习惯用绳子系在坚硬且粗粝的球状石块上，凌空投向鸟兽。偶尔会有一些石块上存在着自然形成的穴隙，飞行的时候会与气流摩擦而产生哨音。这种现象给了人类启发，于是便有了埙。
某种意义上，埙最早是作为狩猎工具发明并被使用的，这是大部分学者的看法。即使“石流星飞弹”说非常值得商榷，然而借鉴植物中空的茎干、鸟类中空的骨头，以及一些轻薄的叶片来吹奏，模拟各种鸟兽的声音，达到诱捕的目的，亦被当作埙的一个来源。
今天不难听到埙乐。那种幽远、深邃、沉静、浩漫的声音气质，表达着旷古不移的天性。正是这种天性使得埙的来源难以解释。所以，一定程度上，石埙也罢，陶埙也罢，或许都在寻找着那个偶然诞生的时刻。我们也可以猜测，当夜晚的山风吹过洞穴外被割弃的猛兽的头颅，发出它们活着时才能发出的吼声，难道没有某位胆大又好奇的人类去观察那些已经露出白骨的颅腔，从而发现猛兽巨大吼声的秘密源泉？或者，某个幼小的孩子，抟土为泥，模仿大人制作出许多小小的器皿，某个提水用的尖底瓶不小心被捏紧了瓶口，孩子索性把它举到嘴边，吹出断断续续的声音……
事实上，恰恰是出土陶埙的形状不一、孔洞不一，说明了相糅于一握中的种种机缘。
曾被列入《中国音乐文物大系·山西卷》的三件陶埙分别为长圆柱形、卵形和球形，最多的音孔是两个。它们出土于山西万荣荆村新石器时代遗址，文化性质为仰韶文化庙底沟类型和庙底沟二期文化并存。1931年，山西公立图书馆、北平女子师范学院研究所和美国弗里尔艺术陈列馆对该遗址进行联合发掘，三件陶埙就此出土。
主持这次考古活动的，是山西籍考古大家卫聚贤先生。
卫聚贤，字怀彬，山西万泉（今万荣县）人。本姓安氏，为昭武九姓之一。早年在太原市商业学校读书时喜欢上考古学，随后考入清华大学国学研究院（全国只招收了22名学生），师从王国维、梁启超、李济。受李济先生影响，卫聚贤调查了家乡包括荆村仰韶文化遗址、袁家庄龙山文化遗址和北吴龙山文化遗址等多处新石器时代文化遗址。1936年5月，卫聚贤在杭州古荡进行考古，其后出版的《杭州古荡新石器时代遗址之试掘报告》，启发了地质学家施昕更，直接促成良渚遗址的发现。
从1931年4月1日开始，到5月15日完成，历时45天，对万荣荆村新石器时代遗址的发掘获得丰硕成果。特别重要的是陶埙的出土，这是在山西首次发现陶埙。在《中国考古小史》里，卫聚贤记录道：“埙五件，有一孔二孔三孔的，尚可吹响”。
古人很早便注意到埙的声音意味。《白虎通·礼乐》写道：“埙，喧也，声浊喧喧然也。”《旧唐书·音乐志》中也有“埙，立秋之音，万物曛黄也，埏土为之”的记载。从工具到乐器，埙经历了较为漫长的时光流变。到公元前700多年的春秋时期，埙已有六个音孔，能吹出完整的五音阶和七音阶。
1977年3月到5月间，著名音乐家吕骥一行在国家文物局和各地文物部门的支持下，对甘肃、陕西、山西和河南出土的古代乐器进行了考察，其中对埙一一作了音高测试，最终完成了《从原始氏族社会到殷代的几种陶埙探索我国五声音阶的形成年代》报告。报告中特别提到，“万荣县荆村出土的一个新石器时代的二音孔陶埙，太原郊区义井出土的一个二音孔陶埙……我们把这两个陶埙所发的音合并在一起，正好构成了五声音阶，和我们今天应用的五声音阶完全相同。”吕骥认为，这两种两音孔陶埙的出现，在我国古代音乐史上是一个重要的事件。
埙幽深的音色具有一种独特的音乐品质。作为最早的吹奏乐器，埙以其神秘孤绝的特有表达长期在古代祭祀中不可或缺，甚至成为祈祷的礼器。《周礼》中专门有举行祭祀时，委派专人掌管教授埙等乐器及歌唱的规定，还有举行飨礼、食礼或演奏燕乐时，由笙师掌管教授埙等乐器的要求。
关于荆村遗址出土的陶埙，学术界还有一个疑惑。李辉、丁金龙在《荆村遗址出土陶埙数量问题简述》一文中，检视了当代各种记述文本，追溯民国时期的发掘材料，发现20世纪30年代并无荆村遗址出土陶埙的记录。他们发现：1931年荆村遗址发掘结束后，北平女子师范学院研究所的董光忠发表《山西万泉新石器时代遗址发掘之经过》一文，没有提及陶埙出土一事；1933年12月卫聚贤撰写的《中国考古小史》一书出版，1955年《中国通史参考资料选辑（第一集原始时代）》收录了该书初版中“荆村遗址”的全部材料，其中并无陶埙；1937年卫聚贤出版《中国考古学史》，书中列有荆村遗址介绍，记录中也没有“陶埙”；到了1947年2月，商务印书馆出版了《中国考古小史》第三版，“荆村遗址”介绍中，才出现了陶埙的记录。学者们忍不住要问，为什么1933年《中国考古小史》初版和1937年《中国考古学史》中，卫聚贤先生不记录这五件埙呢？而非要到1947年再版的时候作这样的增补记录？他们分析，《中国考古小史》第三版中，似乎“从天而降”的这五件陶埙，应为卫聚贤修改初版文本所造成。但究竟依凭什么作这样的修改？
卫聚贤先生已经作古，恐怕这将会成为一个永久的谜。
从祭祀神坛走向民间的埙一直处于湮没状态，直到辽代成为辽人自上而下喜爱的乐器。然而埙自身所负载的文化意义却长期流传。《诗经·小雅·何人斯》中说：“伯氏吹埙，仲氏吹篪”；《毛诗诂训传》里面讲：“如埙如篪，言相和也”，都是用来比喻兄弟间和睦相处。古诗提到，“天之诱民，如埙如篪”，描述的是犹如埙篪一样相和的理想社会。
一直以来，云冈石窟中伎乐捧持以吹奏的卵状乐器多被学者认为是螺贝（亦称梵贝）。上世纪90年代初，学者赵昆雨先生成功辨识了第12窟中的一枚埙，获得学界广泛认可。赵昆雨在《云冈北魏乐器雕刻的定名》一文中记录，此埙由伎乐所捧持，通体光滑，未绘有螺纹。这枚埙是至今云冈石窟中所发现的唯一一枚。有意思的是，另有学者根据这个启示，在第12窟前室北壁上层东至西持埙伎乐旁边，找到了捧篪的伎乐。
埙，古字作壎。正因为有泥土长久的滋养，大地的乐声方显示出旷古的精髓。
唐晋
山西博物院
山西博物院的前身为1919年创建的山西教育图书博物馆，至今已历103年。位于太原汾河西岸的新馆占地168亩，建筑面积5.2万平方米，展览面积1.3万平方米，文物库区1.2万平方米，2005年对外开放。山西博物院是全省最大的文物征集、收藏、保护、研究和展示的公共文化服务机构，承担着传承中华文明和山西历史文化的职责使命。2008年3月起免费向公众开放，同年5月入选首批国家一级博物馆，2009年成为11个中央地方共建国家级博物馆之一。
山西博物院现有藏品50余万件，其中，珍贵文物40282件（组），包括一级文物2129件（组），另有图书古籍11万余册。藏品主要来源于20世纪20年代以来考古出土和百年来的征集积累，尤以青铜、瓷器、石刻、佛教造像、壁画、书画等具特色。基本陈列以“晋魂”为主题，由文明摇篮、夏商踪迹、晋国霸业、民族熔炉、佛风遗韵、戏曲故乡、明清晋商等7个历史文化专题和土木华章、山川精英、翰墨丹青、方圆世界、瓷苑艺葩等5个艺术专题构成。作为三晋文化的传承者、垦拓者、引导者，山西博物院曾先后荣获全国博物馆十大陈列展览精品、全国文化遗产保护先进单位、全国文化体制改革工作先进单位、全国最具创新力博物馆、全国五一劳动奖状、全国青年文明号等殊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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