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年1月18日，文化巨擘张颔辞世。概说张颔，最常见最简要是两个字：大家。张颔的履历中，有央视《大家》栏目于2005年底对他的专访：《张颔——生命的盟书》。
学术巨制《侯马盟书》，便是张颔生命的盟书。张颔1920年出生于山西介休，幼时家境贫寒，高小毕业便外出谋生。抗日战争爆发后，他结识了共产党人杜任之，投身革命。抗战胜利后，他北上太原，担任《青年导报》总编、《工作与学习杂志》主编，期间作诗文、写小说，反内战，争民主，积极组织进步文化活动，后赴北平华平文法学院做地下工作。1948年加入中国共产党。
虽然只有小学文化，但张颔好学，能写善画，1958年担任山西考古所所长后，他开始在古典文献上下功夫，反复看，反复念，直至滚瓜烂熟，倒背如流。这种“笨”功夫除了让张颔写文章和登台发言时能够思如泉涌、引经据典，最主要的，是让他终于真正跨进了考古的门槛。1961年，万荣县发现错金鸟虫书戈一对，其戈来历及铭文鸟书，省内无人能识。张颔首先考证文字，并据此写出考释文章，发表后受到老一辈古文字学家、金文专家容庚的赞赏。
20世纪60年代初，国家文物局为探寻晋国文化，组织全国骨干力量在侯马对一处晋国晚期铸造青铜器的遗址进行大规模的考古发掘，张颔任考古队队长。1965年冬，听说侯马电厂基建现场挖土方时发现了大量带有古代朱书的石简、玉块、玉片，出于考古工作者的敏感，张颔立即赶往考察。这些石简、玉块、玉片上的朱书，字体细小，笔迹漫漶，需要在放大镜下才能勉强看清。这些字是什么意思，现场无人能解。张颔花了5天时间，对这些刚出土的少量文字资料全面研究，认定这是很重要的东西，似乎与祭祀有关，随后写出《侯马东周遗址发现晋国朱书文字》一文，托人带去北京。郭沫若看到文章后，断定这些文字是先秦盟书，随即写了一篇《侯马盟书试探》，与张颔的文章一起，发表在1966年的第二期《文物》杂志。
“文革”期间，张颔在“牛棚”里待了七年，受尽折磨。央视《大家》栏目主持人采访他时，有这样的对话——
张颔：看上星星就等于读书了。星相反映古代的占星术，我不相信占星术，但是看了以后，有这方面的反应。
主持人：当时对于您来讲，这些事情意味着什么呢?能给你带来什么呢?
张颔：带来知识。主持人：在那样一种很屈辱，甚至很多人觉得很没有希望的环境里，您觉得知识还是要追求?
张颔：是，有用。1973年8月下旬，张颔走出“牛棚”，重新投入对侯马盟书的考释。
工作着是美丽的。当时他的日记中这样记载：标本上有土花，摹本字不多，基于这个条件，似用硬水(在无蒸馏水的情况下)烫涤，其效应：1.土花入水，四出奔散，如奔星散索;如再将标本在水中摇涮，其结果土花尽无，只留酸钙质朱书，由暗转亮，较前清晰;2.在水中用吹管吸水喷射，字迹宛然无损;3.出水后二十分钟标本已干(无水花只有湿气)，用放大镜观察。摹本中摹十六字，现在能看到二十三字，还有半个字者八个，不计在内。现在放到盆内，明天看全干后的效果。
就这样，张颔把自己锁在考古所的一间陋屋，每天埋头苦干十多个小时，并将当日的详情予以记录。经过一年奋斗，几千件盟书残片上的所有文字全部辨认完毕，确定主盟人为赵简子，又名赵鞅，乃春秋末期晋国的正卿;盟辞主要为举行集会、制定公约、对天信誓;反映的历史事件则是在一场激烈政争中，赵鞅胁迫族人共同盟誓，对其永远效忠。张颔说，正是这场政争，揭开了“三家分晋”的序幕。
1976年，重达3.5公斤的巨著《侯马盟书》由文物出版社出版，为晋国史的研究提供了新的佐证，荣列当代中国十大考古发现之一。中国历史博物馆古代史展览依据他的研究结论，重新进行陈列。郭沫若曾赞许：“张颔和其他同志的努力是大有贡献的。”继《侯马盟书》后，张颔又于1986年出版了一部供研究古文字学、古钱币学及书法、篆刻爱好者使用的工具书——《古币文编》。其传记入选英国剑桥大学世界人物传记中心《世界传记辞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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