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是人类重要的发祥地之一，有着悠久的古老文明。在漫长人类历程中，孕育了众多原始人群，诞生了一批举世瞩目的技术发明和艺术创造，形成了自己独具特色的文明标识，成为世界上唯一延续至今的古文明。
山西地处我国西部高原与东部平原过渡的大平台，占据中原农耕区和北方草原地带的交通干线，成为多元文化交融汇聚、推陈出新的关键孵化区，是中华文明绵延不断、历久弥新的重要引擎之一。自1926年中国考古学之父李济先生在山西夏县西阴村主持了中国人独立开展的第一次田野考古发掘以来，一系列重大发现在山西这片热土层出不穷。
探寻远古人类的脚踏地
在近百年的山西考古探索历程中，先后发现旧石器地点共计700余处，约占全国总数的70%，居全国第一，其中贯穿山西中部盆地的汾河流域发现旧石器地点300多处，集中在丁村遗址群、古交遗址群和交城范家庄旧石器地点群。中条山南麓黄河沿岸是山西省发现旧石器时代文化遗存最多的地区，共计发现旧石器地点约200处。尤其是芮城西侯度遗址发现最早的古人类遗存之一，还有相关用火遗迹，最新测年数据达到距今243万年，早于距今200万年的重庆“巫山人”距今170万年的云南“元谋人”和陕西“蓝田人”。此外，在西侯度西南4公里的芮城匼河遗址发现距今约80万年人工石制品。系列发现证实地处黄河中游的山西属于人类最早起源地之一，是构建百万年人类史发端的重要支点。
襄汾丁村遗址发现距今16万年—12万年的3枚古人类化石，是我国首次出土早期智人化石，以大石片、砍砸器、三棱大尖状器、石球等为特征的丁村文化，填补了我国旧石器时代中期文化的空白，与匼河遗址共同构成了以“大石片—三棱大尖状器”为特征的华北旧石器时代文化一大传统“匼河—丁村系”。许家窑遗址出土距今20万年—16万年的10个以上个体，是迄今为止发现旧石器中期颅容量最大的“大头人”，完善了北京猿人与峙峪人之间发展链条，成为北京猿人文化和峙峪文化之间的重要环节，构成了以“船底形刮削器—雕刻器”为特征华北旧石器文化另一传统“周口店第1地点—峙峪系”；两者共同揭示了山西远古人类技术和文化不断演化的中间链条。
大同李汪涧等遗址的测年数据表明，距今10万年—5万年前已生活在大同等盆地，使用石片石器，猎取马、牛等动物作为肉食，佐证了“东亚地区现代人类连续进化附带杂交”理论，进一步否定了现代人“出自非洲说”。
距今5万年—1万年前，华北地区旧石器遗存的基础上，新出现了石叶、细石叶技术，文化面貌更为多样。1970年代中后期以来，山西境内尤其是汾河流域、太行山西麓中条山腹地、吕梁山南端，发现了数以百计2.9万年—1万年前的细石器遗存。这些发现使山西成为细石器起源研究不可或缺的重要地区。
总之，无论是遗址相关发现，抑或是技术传统演进与古人类迁徙等问题，山西始终站在了中国旧石器考古的前列，展现了在中国百万年人类史研究中的使命担当。
揭示旱作农业的文化成就
全新世以来，农业的发生改善了人类生存状况，促使各地文化进入全面快速发展期，铸就了异彩纷呈的一万年文化史。山西作为北方旱作农业的重要发源地，借助汇聚四方的地理优势和百万年的人类积淀，铸就了文化史上的辉煌成就。
距今1.7万年—2.3万年的山西沁水下川遗址，出土多件磨盘，展现碾磨等加工技术的大发展。在距今2万年—1万年的吉县柿子滩遗址地层中，出土兼有植物食物加工功能的石磨盘和石磨棒，还有比例显著增加的黍亚科淀粉粒残留，发现多处用火遗迹，反映半定居趋势和对野生谷类集约采集的加强，表明在此阶段山西高原进入了农业起源的最初阶段，成为旱作农业最早发生地之一。此后，武乡牛鼻子湾发现的磁山文化磨盘、磨棒，证实山西至迟在新石器时代中期已与周边地区同步进入旱作农业社会，距今7000年翼城枣园成熟的定居农业状态进一步补充了这一判断。进入公元前四千纪，逐步进入旱作农业成熟期，以夏县师村、临汾桃园等为代表的一批仰韶中期遗址中，粟黍比重升高，粟作农业逐渐占据主导，社会稳步繁荣。
伴随着农业萌芽，各地先民在生活资料愈加丰足的同时，艺术创造趋向丰富多彩，山西境内吉县柿子滩遗址发现万年前后的岩画，采用磨盘碾磨颜料，利用鸵鸟蛋壳制作装饰品；下川富益河圪梁反复见到了火塘、石磨盘和赤铁矿共存的现象，被认为与加工赤铁矿有关。农业转向成熟阶段前后，形成多股文化浪潮，身处旱作农业地理中心的山西表现突出，以桑蚕文化、彩陶文化为代表。1926年李济先生首先在山西夏县发现仰韶中期的半个蚕茧。1960年芮城西王村出土一枚蚕蛹，近年夏县师村和闻喜邱家庄发现多枚石雕蚕蛹，时代从仰韶早期延续至仰韶晚期，结合周边地区特别是城烟、仰韶、青苔等遗址仰韶时期发现的丝制品和丝蛋白等遗存，表明仰韶时期晋南先民已经掌握缫丝养蚕技术，也使晋南“嫘祖始蚕”传说再次照进现实。
苏秉琦先生《晋文化颂》以“华山玫瑰”代指中原仰韶彩陶，描绘了一场跨越燕山和太行的握手。近年来的发现进一步将这一图景描绘得更加清晰，从晋南出土的玫瑰花瓣彩陶盆，携以独具特色的五边形房址，历经晋中太原镇城、大同马家小村、蔚县三关等地，在辽西大凌河汇合，龙纹和玫瑰花结合成别样花纹的彩陶罐和筒形器，迸射出坛庙冢著称的红山文化。此外，以黄河中游晋陕豫等为中心的彩陶文化在仰韶中期向四方进一步辐射，形成了以地纹为主要表现方式，以花瓣纹、西阴纹、连弧纹等要素组成连续分布为基本法则的彩陶艺术浪潮，广布于大江南北，奠定了早期中国的地理雏形，山西成为史前这场重要浪潮的源头活水之一。
文明标准与治理的中国方案
探源工程启动以来，先后借助一批核心遗址，围绕文明起源与形成开展了系列多学科合作研究，山西襄汾陶寺、绛县周家庄、芮城清凉寺、兴县碧村等遗址研究及“晋西南聚落考古与早期国家和文明起源”课题先后列入其中。特别是陶寺遗址拥有城墙、宫殿、王墓、礼制、文字、冶金术等最为齐备的文明要素，为文明判定和文明治理提供了普世的中国方案。
该遗址是中原地区龙山规模最大的城址，由外城、宫城、仓储区、作坊区等组成，发现中国新石器时代最大的单体夯土建筑，开创中国城郭及宫室制度的先河；确认一批礼制鲜明的王级大墓；揭露了世界上最早天文观测遗迹，证实了《尚书·尧典》“历象日月星辰，敬授人时”的记载；揭示了目前我国最早的书写文字；发现全国同时代数量最多、种类最丰富的青铜制品和较为成熟的范铸工艺，是中国铸铜之源，奠定了夏商王朝中条山地区铜矿资源开发利用的政治和技术基础。与良渚、石峁、二里头等都邑遗址共同展现了具有普世价值的文明方案：城市、阶级、王权和国家。
陶寺文明体现的是一种兼容并蓄，海纳百川的社会治理思想。主张协和万邦，交好沁水八里坪、芮城清凉寺、吉县穆家咀、洪洞万安等地先民。积极广结天下，吸收各地文化精粹，采纳东方大汶口文化、良渚文化、后石家河文化等用玉思想，推崇玉钺、玉琮、玉兽面、玉虎头等玉器，推出具有本地特色的多璜联璧；热衷远距离的上层贸易，换取海贝、鳄鱼皮、绿松石等东、南方特产。宣扬以礼治世，倡导以玉器、彩绘陶及漆木器、乐器等为载体的礼乐秩序。
以陶寺文明为支点，夏商周三代接续陶寺的政治遗产和文化成就，秉承兼容并蓄，海纳百川的价值理念，进一步冲破地理、政治及文化阻隔，建立了以中原为中心，器以载礼，辐射四方的跨区域中央王朝，这是山西给中国文明治理的一大重要贡献。
2019年以来，山西加大田野考证力度，组织策划了“晋南在中华文明进程中的地位与作用研究”课题，与周边省市共同申报和实施了国家文物局“考古中国”重大研究项目，重点推进了翼城北撖、芮城坡头、沁水八里坪、夏县东下冯、兴县碧村等一批重点遗址考古工作，确认了仰韶、龙山时期多个大型环壕聚落，进一步明确了中条山附近矿冶遗址分布与聚落结构，充实了晋南在中华文明进程中的作用内容，系统发现一座晋西高原龙山晚期关卡性石城，拉近了中原与北方地区文化距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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