铭记云冈

  云冈石窟开凿于公元5世纪中叶,时值中国南北朝时期的北魏王朝强盛期。云冈是由拓跋鲜卑族政权倾其国力,在都城平城(大同)创建的弘扬佛教的圣地,同时也是北魏皇家家庙安置祖先的神境。石窟造像融汇了东西方雕凿技艺,反映了佛教东传以来中国化、民族化进程。其规模之大、造像之精、风格之殊、用时之短,在中国石窟里首屈一指。北魏迁都洛阳之后,一些民间、贵族等造像力量又在皇家工程的空当进行了小规模的造像活动,但这些民间工程丝毫不影响石窟皇家风范的主格调。

  令人疑惑的是,石窟中造像众多而铭刻文字甚少。仅存的有明确造像纪年的北魏造像铭记屈指可数,且均是民间造像所为。这些可贵的铭记为我们研究石窟营造的时代背景、造像内容及造像目的提供了重要依据。由于历史久远,自然或人为破坏等原因,也有些重要碑记默然消失,给我们留下永久的遗憾。比如《大金西京武州山重修大石窟寺碑》(简称《金碑》),该碑撰于金代皇统七年(1147),原碑实物早已不可寻踪。1947年,宿白先生在整理北京大学图书馆所藏善本书籍时,无意中在缪荃荪传抄的《永乐大典》天字韵《顺天府》条引《析津志》文内,发现了《金碑》原文。其所述内容涉及了北魏历代开窟建寺的问题,更可贵的是弥补了唐代贞观至金代皇统约五百年间云冈石窟修建的历史空白。碑文中还提到两块北魏碑记:“一载在护国,大而不全,无年月可考。一在崇教,小而完。”后一碑末云:“大代太和八年建,十三年毕。”这是云冈石窟有明确营造时间的记载,可惜现在已不能目睹。根据《金碑》记述,1956年宿白先生发表了《金碑校注》论文,使“云冈分期论”以及一些悬而未决的问题得到了解决和佐证。由此可见碑记的重要作用。

  北魏以后的部分铭刻碑记延续了石窟历史价值,增加了石窟文化气氛,同样值得我们重视。比如第13窟的辽代修像铭记,让我们了解到辽代契丹人的修像活动。金元时代的摩崖铭记及游人墨书,让我们了解了道教入主石窟的历史烟云及游方僧来往石窟参修的情况。明清碑记则让我们知道明代古堡建设及清代政府和民间在石佛寺的建设,以及高官文人游历的迹象。

  因而,云冈石窟中留传至今的北魏、辽、金、元、明、清、民国等各个时期的文字资料都是研究当时社会政治、历史文化、宗教艺术等方面的珍贵资料。

  新中国成立后,文物保护工作得到加强。20世纪50年代的“古建筑保护工程”和70年代“三年维修工程”碑,记录了中国政府对石窟保护的投入和修建情况。上世纪八九十年代也进行了大量的石窟和环境的保护工程,虽然现在没有立碑,历史也不会忘记。随着时代的发展,特别是经过2001年云冈石窟申报世界文化遗产,2008年至2010年云冈大景区建设,两次大的环境治理之后,现在的石窟本体和窟前环境已经融为一体。“真容巨壮”和“林渊锦境”相映成辉,云冈景区可以说已成为一处大型北魏遗址主题公园。徜徉其间,尽可穿越今古,感受历史。景区内增加的一大批具有地方文化和时代气息的金石、牌匾,汇集成为一种新的文化符号,赋予了大景区独特的文化魅力,弘扬着云冈文化、平城文化,北魏文化乃至中国文化。同时,这些符号也将作为时代的标志汇入历史长河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