石窟寺保护壮丽七十年

保护 研究 弘扬

  我国石窟寺是传承脉络最为清晰,关联性最为密切,体系最为完整的历史文物遗存;是分布广泛,规模最大的文物类别;是内容最为丰富的文物类型;是真实性、完整性保存最好的文物类别;是人工构筑物与自然地质体结合的文化景观。石窟寺规模之宏大、分布之广阔、体系之完整在我国文化遗产中占有重要的地位,在世界文化遗产中也是最具中国特色的文化遗产类型。

  自新中国成立至今,我国文物保护已经历了七十年的发展历程。纵观我国文物保护的七十年,石窟寺保护一直是我国文化遗产保护的重点领域之一,其工作和成果基本上代表了我国文物保护工作的发展历程和发展水平,主要体现在四个方面:保护理念在实践中逐渐完善成熟;多学科融合的保护科技支撑模式和技术体系基本成熟;一些石窟寺重大保护工作及其成果在我国文物保护发展历程中具有典型性和代表性,对我国文化遗产保护工作起到了推动作用,提升了我国文化遗产保护事业的发展水平;以敦煌石窟为代表的“中国特色,敦煌经验”文化遗产保护模式在国内外产生重大影响。 石窟寺保护的七十年是在保护、研究、传承等方面取得重大成绩、壮丽的七十年!

一、我国石窟寺保护工作的时代特征

  20世纪40年代:有识之士的考察与呼吁,石窟寺得到社会的关注

  1941年至1943年著名画家张大千赴敦煌莫高窟对洞窟进行了调查、断代、编号、壁画描摹和展览宣传,引发了社会的关注,于1944年成立了“国立敦煌艺术研究所”,这是我国第一个依托石窟寺建立的文物保护机构。1940年1月17日至21日,梁思成、刘敦桢、莫宗江、陈明达考察大足石刻,1947年4月27日至5月5日,杨家骆邀当代学者马衡、何遂、顾颉刚、张静秋、朱锦江、冯四知、庄尚严、傅振伦、梅健鹰、雷震、何康、苏鸿恩、程椿蔚、吴显齐等15人组成“大足石刻考察团”考察大足石刻活动,大足石刻得到社会的关注;1941年5月3日,冯国瑞考察麦积山石窟,首编《麦积山石窟志》,1943年秋,王子云任团长的西北艺术文物考察团考察麦积山石窟,首次摄像建档活动,麦积山石窟得到社会各个方面的关注。20世纪40年代有识之士的考察、研究、呼吁等活动,为新中国成立后石窟寺保护工作得以重视的基础,我们应该铭记。

  20世纪50年代:艰难困境下的探索前行,以应急除险支护工作为特点

  新中国成立后的20世纪50年代,国家加强了石窟寺价值的考证、研究和石窟寺保存状况的调查、评估工作,对石窟寺的认知得到大幅度提升,为未来国家制定保护管理政策奠定了基础。

  20世纪50年代初期,国家百废待兴,石窟寺等历史文化遗产的保护工作仍得到国家的支持和社会的重视,重要的石窟寺建立了专门的保护管理机构。比如,1950年7月1日,“敦煌艺术研究所”更名为“敦煌文物研究所”;1951年成立“龙门森林古迹保护委员会”,1953年更名“龙门文物保管所”;1952年11月成立“四川省大足县石刻保管所”;1953年9月成立“大同市古迹保养所”,1958年更名为“山西云冈文物管理所”; 1953年9月1日成立“麦积山石窟文物管理所”等,石窟寺保护工作开始纳入正轨。

  当时,国家社会经济建设刚刚起步,在资金、物质等方面无法给予充足的支持,而面对分布在荒野中残破不堪的石窟寺如何保护,缺乏科学技术的支撑和理念的指导,当时的石窟人并没有等、靠、要,而是以历史责任感和对历史文化的敬畏之心,在实践中探索前行,以确保石窟寺安全为第一原则,保护工作的重点是对石窟寺开裂变形,岌岌可危的石窟岩体进行支护加固、除险,对石窟环境进行清理、整治,同时针对价值重大、保护形势严峻的石窟寺开展科学试验性保护研究,为后期保护工作奠定了基础。比如,1956年至1958年文化部文物局委派古代建筑修整所专家余鸣谦、杨烈、律鸿年等开展了敦煌莫高窟第248~260窟约60米长的岩体建造木栈道和石柱支顶加固保护试验,这是我国石窟寺首次大规模的保护试验项目和加固保护工程。

  20世纪60年代至70年代的20年,是我国石窟寺保护史上值得大写特写的时代,是对我国石窟寺保护产生重大影响的时代。60年代初,开启了我国成功利用现代科学技术的科学保护工作的先河,并在石窟寺关键保护技术方面取得了突破,同时通过保护实践逐步形成了比较成熟的保护理念,为我国石窟寺保护工作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在我国石窟寺七十年保护工作中,20世纪60年代是一个值得纪念的重要时代。在此期间,虽然还有过阶段性的社会动荡,对我国文物保护工作造成一些影响,虽然我国石窟寺保护刚刚处于起步阶段,但我国石窟寺保护工作者,在国家的重视和支持下,勇于实践,探索利用当时先进的科学技术成果并应用于文物保护实践,实施一些具有代表性的重大工程,尤其在石窟寺岩体裂隙灌浆材料技术、石窟岩体锚杆加固技术等关键技术方面取得了突破,解决了当时制约石窟寺保护技术的瓶颈问题,奠定了我国石窟寺科技保护的坚实基础,裂隙灌浆、锚固等技术仍在今天的保护工作中发挥作用。

  20世纪60年代是我国石窟寺科技保护的先端,也是我国文物保护科技事业的起端。1960年初,古代建筑修整所王书庄所长(国家文物局副局长兼古代建筑修整所所长)、姜佩文副所长、纪思等拜访中国科学院化学研究所所长柳大纲教授,请求合作开展石窟寺文物保护材料的应用技术研究,双方同意以云冈石窟第一窟、第二窟为加固保护对象联合组建石窟寺加固保护项目组,古代建筑修整所由纪思负责,中国科学院化学研究所林一研究员指导,中国科学院中南化学所高分子化学专家叶作舟为项目负责人,项目研究的内容是甲基丙烯酸甲酯用于石窟寺裂隙灌浆加表面封护加固的应用研究,由此开启了我国石窟寺科技保护的先河。在此研究基础上,1961年至1966年,古代建筑修整所与中国科学院中南化学所、大同云冈文物管理所、洛阳龙门保管所、敦煌文物研究所、四川省博物馆等合作开展了石窟围岩裂隙灌浆加固材料、断裂岩石雕刻品黏结加固材料——聚丙烯酸酯类、环氧树脂类材料黏结应用工艺技术的研究和风化岩石雕刻品的聚丙烯酸酯类、有机硅类材料封护固结研究工作,石窟寺岩体裂隙环氧树脂类加固材料等关键技术取得突破。环氧树脂类灌浆加固保护材料技术在我国石窟寺保护中得到了广泛的应用。1961年初,古代建筑修整所姜佩文副所长等人拜访北京地质学院党委书记周守成,征求协作进行石窟寺风化病害、开裂垮塌病害、渗水病害等问题科学治理的办法;北京地质学院指定岩石矿物专家苏良赫教授、工程地质水文地质专家王大纯教授等,与古代建筑修整所、大同云冈文物管理所联合开展石窟寺保护的科学研究,此时,尚未走出大学校门的黄克忠先生加入了云冈石窟保护的勘察研究工作。1962年春至1964年夏,古代建筑修整所与苏良赫、王大纯两教授等人先后勘查研究了大同云岗石窟、敦煌莫高窟、天水麦积山石窟、洛阳龙门石窟与巩县石窟等,开启了石窟寺保护地质科学的研究工作。

  20世纪60年代及70年代实施多项石窟寺保护重大工程,在我国石窟寺保护,以及我国文物保护工作中具有代表性和示范性,具有重大影响。比如:1963年至1966年采用了重力挡墙“挡”、梁柱“支顶”和清除危岩“刷”的工程措施,加固莫高窟岩壁长576米,洞窟354个,是我国第一次与岩土工程、土木工程等学科相结合实施的重大工程,对以后我国石窟寺保护工程具有示范作用。

  在20世纪60年代至70年代,有几个事件也是我国石窟寺保护史上值得纪念的:1962年古代建筑修整所成立专门的石窟寺保护机构“石窟组”,标志着石窟寺作为专门的保护领域,纳入我国文物保护科技计划;1971年,正值“文革”中期,因为国家外交工作的需要,国务院图博口领导小组从“五七干校”抽调姜怀英、陆寿麟等知识分子开展龙门石窟保护工作,有知识界、科技界“破冰”之意义。

  此时期石窟寺保护实践也为我国“必须遵守不改变文物原状的原则”这一重要文物保护原则的形成提供了实践和理论支持。

  20世纪80年代至21世纪初的20年,是我国石窟寺保护工作全面开展的阶段,保护技术体系基本成熟,综合性保护工作得到重视,以敦煌石窟为代表的国际合作交流工作取得显著成果,我国石窟寺保护的国际影响力大大提升,“中国特色,敦煌经验”的文物保护模式逐步形成

  80年代后期,尤其是90年代初期,我国石窟寺抢救性保护工作全面展开,石窟寺保存状态大大改善。其间,1972年至1984年的麦积山石窟整体性抢救性加固工作及其科技成果对我国石窟寺保护工作产生了重大影响。可以说麦积山石窟保护工作决策过程十分坎坷,保护过程十分曲折,保护效果十分显著,保护成果十分丰富:1972年国务院图博口领导小组组织专家编制提出了麦积山石窟三个加固保护方案,经审核批复同意了第一方案,即部分原状加固和部分石窟搬迁方案——东崖加固、西崖文物搬迁方案;但甘肃省建筑勘察设计院在进一步勘察研究基础上,提出全崖“锚杆挡墙、大柱支顶、化学灌浆粘结”,西崖可以不搬迁的方案,甘肃省文物局于1975年将修改方案报请国家文物局审核,国家文物事业管理局同意了修改完善的方案。1977年保护工程在具体施工实施过程中,又引发许多争议,为确保麦积山石窟保护工程的安全和质量,国家文物局在征询中国科学院地质研究所陈宗基教授意见后,于1978年5月30日批准同意将保护方案改为非预应力锚杆配合钢筋挂网喷射混凝土的“喷锚支护”加固方案。即 “喷锚粘托”加固方案。1984年4月麦积山石窟维修加固工程全面竣工,完成的主要工程量有喷护总面积9100平方米,其中安设锚杆2300根,总进尺12500米;架设钢混结构新栈道1000米。麦积山石窟“喷锚粘托”加固保护工程是我国石窟寺史上工程规模最大,历时最长的重大保护工程,是一项借助现代科学技术,多学科合作,科学决策的代表性工程,至此,我国石窟寺形成了完善、成熟的锚固技术加固体系。之后20年间,麦积山石窟加固工程形成的加固技术支撑了我国石窟寺加固保护工作的全面开展,其中比较有代表性的保护工作有:1984年敦煌莫高窟南区南段的第四期加固工程,加固了第130-155窟之间26个洞窟长达172米的崖面;1984年至1987年西千佛洞石窟加固工程,加固了长174米的崖面;1990年至1994年李最雄负责的榆林窟加固工程;1986年至1992年黄克忠总体负责,龙门石窟五年综合保护工程;1991年3月启动云冈石窟“八五”整体加固保护工程;1989年至1999年姜怀英负责的新疆克孜尔石窟加固保护工程;1989年至1994年黄克忠、马家郁等负责的乐山大佛三期危岩加固工程……

  80年代开始,针对石窟寺各种病害治理的综合性保护工作得以重视,保护工作内容更加丰富。代表性工程有:1989年至1999年,敦煌石窟针对窟顶戈壁沙害,探索开展了工程治沙、生物治沙、化学治沙等综合性科学治理工作,取得显著效果;80年代中期起,敦煌石窟壁画修复保护工作取得突破性成果,1986年,“敦煌莫高窟起甲壁画修复技术”获文化部文化科技进步一等奖;1989年至1993年,敦煌研究院与美国GCI合作开展莫高窟85窟保护并取得成功,“敦煌莫高窟第85窟保护修复研究”获“2004年度国家文物局文物保护科学和技术创新奖”二等奖。1981年至1984年,黄克忠、马家郁主持潮湿环境下石窟裂隙灌浆材料的试验研究取得成功,并用于大足石刻北山石窟136窟渗水裂隙灌浆,取得显著效果;1991年至1995年,贾瑞广等主持完成了大足石刻北山石窟隧洞治水工程,以及窟顶防渗排水工程,北山石窟渗水病害得到了有效治理。1991年,黄克忠、马家郁负责完成了国家科委课题《治理乐山大佛的前期研究》,并获得国家文物局“科技进步二等奖”。1993年至2002年,敦煌研究院李最雄、王旭东等负责与中国科学院兰州冰川冻土研究所、中国科学院长春精密光学机械研究所、中国科学院计算技术研究所、美国梅隆基金会、美国西北大学、浙江大学等合作开展壁画数字化技术、数字敦煌研究工作,为数字敦煌建设奠定了基础,等等。

  21世纪初至今的20年,我国石窟寺保护工作的科学技术水平得到全面提升,保护工作更加规范,保护理念更加完善,国际影响力得到显著提升,我国石窟寺保护工作向预防性保护方向转变

  进入21世纪以来,我国进一步加大了文物保护工作力度,先后制定、修订、完善了一系列有关文物保护的法律、法规、政策、措施等,更加重视文物研究工作和科技成果的支撑作用,动态设计、信息化施工、全程监测的标准化模式基本形成。

  2000年,由中国国家文物局与美国盖蒂保护所、澳大利亚遗产委员会合作编制发布了《中国文物古迹保护准则》,2015年修订版《中国文物古迹保护准则》发布,为我国文物保护的规范化、科学化奠定了理论基础和实践指南,为国际文物保护提供了借鉴,已成为我国不可移动文物保护的行业准则。在两个准则编制过程中,黄克忠先生是准则制定、修订两版的唯一参与者,而敦煌石窟的国际合作计划对准则的编制、发布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

  新形势下,我国文物保护理念更加完善。文物保护工作逐步由抢救性保护向抢救性与预防性保护相结合。以敦煌石窟为代表的“中国特色,敦煌经验”保护模式基本形成,并开始走向国际,服务于“一带一路”国家发展战略。

  新世纪以来,比较有影响的文物保护重大工程有:2004年至2014年历时十年的广西花山岩画修复保护工程,在石质文物修复加固关键技术—天然水硬性石灰复合材料研究及推广方面取得突破性性成果;2002年至2014年大足石刻千手观音修复加固工程;2008年至2015年龙门石窟潜溪寺石窟水害治理工程;2014年至2017年大足石刻卧佛水害治理工程;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日本政府信托基金新疆库木吐喇千佛洞综合加固保护工程和河南龙门石窟加固保护工程;2017年敦煌研究院《干旱环境下土遗址保护关键技术研究及应用》获得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二等奖……

二、国家高度重视与支持是主导石窟寺保护发展的主线

  我国石窟寺保护的发展壮大,得益于国家对历史文化和石窟寺的高度重视,以及在政策、资金等方面的强力支持和保障,国家领导人的关心、重视,国家文物局统筹全国科技资源、不遗余力的支持和推动等作用尤为显著,体现了国家主导、引领行业发展的特点。

  1951年6月及1956年,文化部文物局委派赵正之教授、宿白教授、莫宗江教授,余鸣谦、杨烈等专家对莫高窟保存状况进行勘察评估及石窟寺开裂岩体加固保护试验;1962年周总理批准拨100多万元专项资金,时任文化部副部长徐平羽带领专家团队指导编制莫高窟石窟治沙和石窟全面整体加固的保护计划,1963年至1966年7月开展敦煌莫高窟石窟三年整体加固保护工程;1981年8月,邓小平同志视察敦煌莫高窟,指示一定要做好敦煌石窟保护工作,并拨出300万元专款,解决莫高窟保护管理存在的困难。

  1960年至1964年,文化部文物局委托古代建筑修整所、北京地质学院、中南化学所开展云冈石窟岩体崩塌破坏的评估和加固技术研究工作,在灌浆加固技术取得突破;为落实周恩来总理提出了云冈石窟“三年修好”的重要指示,1973年至1976年实施了整体性加固保护工作;1991年3月,根据田纪云副总理指示安排1000万元用于云冈石窟“八五”全面保护维修工程。

  1971年至1974年,国务院图博口领导小组委派姜怀英、陆寿麟等专家开展了龙门石窟奉先寺专项加固保护保护工程;1986年至1992年,国家文物事业管理局委派黄克忠开展龙门石窟综合性保护工作。

  2002年至2010年,国务院副总理李岚清对阿尔寨石窟保护作出专门的批示,阿尔寨石窟实施了三期保护工作。

  2004年至2014年,国务委员陈至立作出“一定要做好花山岩画保护工作”的指示,为此花山岩画保护列入“九五”、“十五”国家重大文化遗产保护项目,花山岩画保护工作得以全面启动。

  2008年国家文物局时任局长单霁翔提出把千手千眼观音列为“国家石质文物保护一号工程”的部署,由此开展了长达八年的修复加固保护工作。

三、科学研究的支撑与推动作用

  在我国石窟寺保护七十年的发展历程中,科学研究及其成果起到决定性支撑作用和推动作用,其中两次国家级的重大研究计划的成果尤为显著,影响尤为深远。

  第一次重大研发计划是1963年至1972年的国家十年科学规划。20世纪60年代初,针对石窟寺岩体开裂、垮塌,以及石雕像的风化破坏问题,国家文物局联合中国科学研究院中南化学所、北京地质学院开展了石窟寺地质勘察研究工作和开裂岩体灌浆加固技术研究工作。1962年,文化部文物局组织编制了《石窟崩塌、风化的防止与处理》专项研究计划,设置了“石窟围岩内部裂隙分布、地下水渗流状况与基础岩层情况等的物理探测方法的探索”等10项研究项目,并纳入到国家科委计划局编制的国家十年科技规划(《1963年——1972年科学技术发展规划》)中。随后,全国文物博物馆研究机构联合开展科学研究。十年科技规划文物保护科技专项的实施,在石窟寺岩体裂隙灌浆材料、锚固技术、风化石雕像的风化加固材料等关键技术取得了突破,也壮大了我国文物科技队伍。

  第二次重大科技研发计划是2008年列入“十一五”国家科技支撑计划项目《石质文物保护关键技术研究》(以云冈石窟为例);石质文物专项计划设置了水害探测、稳定性评估、无损或微损检测技术、污染物病害及清洗技术、风化病害及保护技研究6项研究项目,对我国石窟寺保护综合科技水平提升起到十分重要的推动作用。

  除了国家重大科技政策支持外,以敦煌石窟为代表的石窟寺保护科学研究工作及其成果,尤其是以李最雄、王旭东为代表的敦煌石窟人,在以西北地区石窟寺、土遗址保护PS系列材料科学研究及关键技术领域的突破,对我国石窟寺保护起到了积极的引领和推动作用。

四、铭记和传承老一辈石窟人的奉献精神

  常书鸿、段文杰、樊锦诗等为代表的老一辈敦煌莫高人铸就的“坚守大漠、甘于奉献、勇于担当、开拓进取”的“莫高精神”是我国石窟人守护石窟、守护文明的代表。在喝着盐碱水、住着土坯屋、信息闭塞、亲情远隔等艰难困苦条件下,“祖国的需求就是我的志愿,祖国的召唤就是我的理想”“一代人有一代人责任”,“敦煌女儿”樊锦诗奉献了自己的青春、家庭、子女,坚守大漠几十年,开创了敦煌石窟壮丽辉煌的事业;95岁高龄的孙儒僩老先生,因为常书鸿先生精神的感染和对敦煌壁画的热爱,从生活条件优裕的重庆长途跋涉到荒凉的莫高窟,“此生将了,心留莫高”,将一生的感情、热情、才华献给了敦煌莫高窟的保护;我国石窟寺保护的开拓者,世纪老人,98岁高龄的余鸣谦先生在20世纪70年代主持周恩来总理关注的云冈石窟“三年工程”时,风霜雪雨中奔波了三年,但谈起几十年的石窟寺保护工作,从不言及个人得失,淡泊名利,谦谦君子一生,其伟大的人格魅力和为文物保护事业无私奉献的精神让人敬仰;我国文物保护界 “大国工匠”李云鹤已及米寿之龄,“石窟寺的壁画、塑像是有生命力”的信念和对历史文化的高度敬畏,支撑耄耋老人默默在我国石窟寺壁画、塑像修复保护奋斗了一生,至今仍然驻扎在石窟寺修复保护现场的简陋房屋内,而且还在为总结、完善提升保护技术探索、追求;心系石窟,辛勤耕耘,在我国石窟寺保护实践和理论研究方面作出重大贡献的黄克忠先生,与石窟寺结缘并为之奋斗了一辈子,全国石窟寺基本上都留有他的足迹,对石窟保护工作既全心给予具体的技术指导和高屋建瓴的理论指点,原则上又十分严格,谈起我国石窟寺保护总是饱含深情、如数家珍,对未来发展充满期待;李最雄先生在艰苦和饱受质疑的情况下,坚守科学精神,奋发拼搏,探索前行,在砂砾岩石窟寺及土遗址保护关键技术PS材料领域取得突破,开创了我国石窟寺科技保护的新纪元;“文艺范”的马家郁先生本来崇尚靓丽的文艺事业,因为国家石窟寺保护科技规划的需求与石窟寺结缘,期间并未因“文革”搁置而放弃追求,为潮湿环境下石窟寺科技保护作出了突出贡献;还有在文物保护科技保护孜孜以求的陆寿麟先生;“国家花钱把我培养出来,我不能对不起国家”的云冈石窟保护老人解廷藩先生;踏进龙门就再无“二心”的刘景龙先生;“若有来世择业时,再卧青灯古佛前”的大足石刻郭相颖先生;以及献身我国石窟寺保护实践,作出卓越贡献的常书鸿、段文杰、姜佩文、纪思、叶作舟、杨烈、姜怀英、贾瑞广、杨玉柱、高念祖、蔡润、潘别桐、陈明光、邓子金、曾中懋、陈进良、张锦秀、浦成生、程崇勋等等,这些与共和国共同成长的石窟人,他们开创了我国石窟寺保护的壮丽事业,他们守护石窟,守护历史,守护文明,追求、探索、奉献、砥砺前行的精神,是我们文化遗产事业的精神财富。我辈自当永远铭记并传承下去!